一个人的慈善必须有一个制度来保护和保障，一个人的慈善必须有全社会来理解和帮助，唯此才能使行善者不寒心、受助者不担心、第三者不疑心、老百姓有信心。
    
　　这是一个让人揪心的事例，由此引发我们对慈善的深入思考。在西方，很多慈善行为的道德动因是基于一种宗教因素上的赎罪心理，而中国慈善活动的道德动因是多样的，如传统的积德心理、良心、报应等，也不排除博取虚名，即所谓的沽名钓誉心理，但真正用行善来行骗的毕竟是少数。
　　为什么会出现一旦有人行善就会遭到质疑甚至诋毁和攻击呢？核心的原因无非在于：第一，信息的不对称；第二，社会整体道德在慈善方面缺乏共识；第三，制度保障乏力；第四，慈善活动实施者技巧不完善等等。
　　解决的方法有很多，关键在于给慈善者更大的空间，我们不要过多的质问慈善者的动机，要看其行为，要从导向上树立一种观念：只要你做了好事，你就值得也应得到尊敬。我们不能也不要把人的道德感绑定在无比高尚的层面，既便她/他的善行是爱慕虚名还是其他？总比那些只说不做的所谓道德卫士好吧。
　　当然，法治和机制的保障也不可或缺，在杨桂英事件中，如果国家有一个从上到下的工伤赔偿金使用和管理制度，朱律师可能无需质疑，杨桂英也无需担忧资金的使用，甚至向承坤的健康也会有所保障。一个人的慈善必须有一个制度来保护和保障，一个人的慈善必须有全社会来理解和帮助，唯此才能使行善者不寒心、受助者不担心、第三者不疑心、老百姓有信心。